本次調研團葛潔同學進行了線上調研學習，跟隨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韓茂莉研究了江河演變與人類活動，收獲頗多。      

       從人類將第一粒種子撒在土壤之中,即開啟了農業生產的大門,以此為基礎,人類境改。農產是以滿足人類生存基本物質需求為目的的動植物生產過程,農業耕作的對象植根在大地上,農田與農作物每前進一步均會侵奪天然植被,毫無疑問農田的出現不僅意味著天然植被退卻、消失，也同時改變了大地的面貌。
       談及人類活動與環境,留給世人一般的印象是破壞,但是從科學的視角審度這一問題,這樣的結論不足以概括全部。若從新石器時期人類由采集、漁獵步人原始農業開始算,史,這個時段對于地球46億年的歷史而言僅是短暫的一瞬,但對于人有生之年而言又是漫長的歷程。2080提持續展理論,其核心在于,用地球給予我們的大地、天空、資源的同時,發展既要著眼于當代,又需顧全未來。無疑,這是指導人類從今天走向明天,并為明天留下光明的理論。與國外的理論不同,中國古人并沒有直言“可持續發展”,但從那時到今天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提供農產品,繁衍眾生,已然有幾千年的歷史了,若人類從鏟掉第一片天然植被開始，幾千年中不斷延續著破壞、破壞……那么沒等到今天暢談可持續發展，我們就早已湮沒在環境的廢墟之中了。事實是祖先活著,我們也活著，這意味著在沒有可持續發展理論協調當下與未來的時代，人們在農業耕作中已意識到并摸索出了協調農產品需求與環境的途徑,在實踐中走著可持續發展之路。
       中國農業包含的可持續發展要素與精耕細作農業生產技術直接相關。回顧歷史,精耕細作農業生產技術伴隨中國農業延續2000年,得益于天、地、人三才理。天、地三才是中國古代以農業生產為背景形成的人地關系論,也是指導精耕細作農業技術的思想基礎。成書于戰國時期的《呂氏春秋·審時》篇載有中國人早期的三才思想:“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其中所言稼、人、地三者就是農業生產所包含的生產者、生產對象、生產環境三個組成部分，通過農業生產技術因天時、順地力協調三者的關系是三才理論的核心。在三才理論的影響下，中國農業持續前行,并力圖在探索中找到協調農業開發與環境改造的途徑。
      農業是民生的基礎,因此農業開發是在人口發展推動下的土地與技術拓展過程。回顧中國歷史,農業開發基本圍繞擴大耕地面積、提高作物產量兩個核心進行。耕地面積擴展與區域開發空間進程相關,產量提高則涉及農業生產技術,前者屬于農業廣度開發,后者則為深度開發,兩者相輔相成共同推進了農業進步與環境改造。
       以擴展農業種植空間為核心的廣度開發
      土地是農業生產依托的資源,農業萌生的時代還沒有人認為土地不夠用,那時地廣人稀,開墾土地的人力嚴重不足,“地勝于人”成為相當長歷史時期的基本狀態。從人力不足到土地不足,社會與農業發展都面臨新的挑戰,朝廷上的政治家著眼于事關資源分配與社會穩定的政策制定,耕作在田中的農夫更注重尺寸之間土地的利用,于是,土地改造與新的土地類型在農夫手中問世了。
      載于《列子》中的《愚公移山》,是很多人都熟悉的故事,愚公面對智叟以一老翁之力,能否搬走太行、王屋二山的質疑,留下了“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的豪言壯語,搬山是否成為愚公子孫沿承的事業,誰也不能肯定,但“子子孫孫,無窮匱也”,卻是人類繁衍的規律。歷史人口研究告訴我們,秦漢之前全國總人口接近四千萬,西漢中期五千多萬,此后相當長時期全國基本保持在五六千萬的人口規模,明代人口提升至八千萬到一億，清初至嘉慶年間人口從一億到兩億,兩億到四億,一百多年人口翻了兩番。縱觀中國人口數據的變化,難免有人會問為什么清代人口出現這樣快速的增長?其實人口增長的背后是稅收政策。中國古代的稅收由地稅、口稅兩部分組成,有土地的人繳納地稅，無地者自然沒有這筆支出,這如同今天有收人者納稅是同一個道理;口稅卻具有普遍性,人一生,無論老幼都要納稅。于是窮困人家為了減免負擔,往往用溺嬰方式避免家庭人口過多。歷史時期賦稅、戰爭、災疫共同影響人口增殖，于是五口之家成為通常家庭的基本規模。清代雍正皇帝免除實行了兩千多年的人頭稅，將賦稅全部攤到地畝之中,這就是“攤丁人畝”政策。這一改革，最大的受惠者是無地的窮人,免了人頭稅,對他們而言總的感覺是解放了。于是民間就留下這樣的話語:孩子多了,不要緊,一個也是養,兩個也是帶。失去了稅收束縛,人口快速增殖。